董乐山：把我骨灰带出中国
“四月间，天气寒冷晴朗，钟敲了十三下。”
这是《1984》的第一句话。当乔治·奥威尔1949年出版此书时，这个英国人一定不会想到，三十年后1979年，一个叫董乐山的人会将《1984》翻译成汉语风靡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在大陆掀起一场思想界的风暴。
1999年3月的一天，董亦波把父亲董乐山的骨灰带出中国，了却董乐山这一悲怆的遗愿。董乐山生前一再交代儿子，“小波，我走之后，务必把我骨灰带出中国”！已在美国加州工作的董亦波，握紧父亲干枯的手，强忍眼泪点点头。
中国人一般渴望叶落归根，在外漂泊多年之后，大多希望返乡养老，颐养天年。大限将至，人们也大多会在桑梓附近寻一墓地，长眠于此。董乐山是谁？他又为何宁可魂归海外，也不愿葬身故里？
一
1924年，董乐山出生于宁波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，在家排行老三，他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。1937年，他随家人来到上海，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。
上海沦陷后，日本侵略者扶持的汪伪政权，对内严禁抗日言论，要求学校去汪伪政权登记注册，并悬挂汪伪政权国旗。1940年，年仅16岁的他义愤填膺，参加学生抗议活动，成为光华附中二十一名学生代表之一，迫使校方未去"登记"并因此被学校开除。
1942年，董乐山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外国文学系，主修英国文学。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办于1879年的教会学校，起初取名圣约翰书院，1881年开始完全用英语授课，成为中国首座全英语授课的学校。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，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。
抗战结束后，还在读书，年仅21岁的董乐山受党组织指派不断去剧院散发左翼传单，发动工人“反内战、反饥饿、反迫害”。直到与他单线联系的上级领导被捕，使她彻底与地下党失掉联系。
1949来了。这年的6月8日，乔治·奥威尔的《1984》在伦敦出版，大获成功。那时的董乐山也许还不知道这本书，他正手不释卷地阅读《新民主主义论》和《论联合政府》。他的许多朋友劝他去香港避避，观望下形势，他断然拒绝朋友的劝告，毅然决然地留在大陆。
不但如此，1950年他考入新华社之后，写信给五妹董木兰，“只有参加革命才是出路”，让她从上海来北京谋职；两年后，他四弟董名山刚从浙江大学毕业，在他的鼓励下，也前来北京工作。多年之后，80岁的董名山回想起哥哥当年的话记忆犹新，“一旦你入了党，就要一辈子为共产主义理想服务”！
深受革命思想影响的董木兰，还以“革命干部”身份，给在美国的二哥董鼎山写了一封信：“你现在还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头号敌人美国帝国主义那儿工作，不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，我要坚决和你划清界线，从今以后我和你断绝关系，你再也不是我的亲阿哥了。”
这封信后，董鼎山和妹妹董木兰二人一直未通信。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席卷全国的大饥荒时，董鼎山托人从香港给董木兰一家多次寄来奶粉、猪油、白糖等食品，给生死边缘的董木兰以活下去的希望。
二
1957年，中国大陆开始轰轰烈烈的“反右”运动，董乐山响应党的号召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；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；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”，向组织赤诚献言，主张职业自由，开放职业市场，并认为输入到国内的苏联产品质量不好。敢对“老大哥”提意见！这成为他“向党进攻”的罪证。
于是，董乐山刚从中共“八大”上担任完英文翻译下来，就被戴上“右派”的帽子。他的妹夫伍文煦说，“董乐山那人性格特别耿直，孤傲。这样的人不当右派，谁当？”
打成“右派”的董乐山先是当了一名英语老师，后又在新华社打下手管理资料。有一天，他在地下仓库发现了一本厚厚的英文书。它被当做垫脚的砖头泡在水里。这是美国记者威廉·夏伊勒的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。两个星期内，他读完了这本一百三十万字的著作，并且马上通过朋友向世界知识出版社推荐。
1963年，他领衔翻译的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在大陆内部发行。著名作家胡发云用“石破天惊”形容当年阅读该书的震撼，他说，“这本书在意识形态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”，因为“纳粹的那一套做法，和中国的‘文革’太相像了。”
“文革”期间，董乐山一朋友因受不了逼供，胡编乱造出一个子乌虚有的特务组织，把董乐山的名字也列在其中。他因此被关入牛棚，受到长期关押、审讯和逼供。因为不肯诬告他人，董乐山一直被关到只剩自己一个人。
他儿子董亦波说，有一次，我和我母亲去看他，关他的‘造反派’告诉我们，他还有‘罪行’没有交代，叫我们劝他赶紧交代。他见到我们后，当着监视我们的人说，“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！”
1971年，董乐山在河南明港的“五七干校”因搬运重物劳累过度，从拖拉机上摔下而使左臂骨折。命运却这般诡谲，董乐山因祸得福，允许调回北京。受他影响来到北京工作的四弟董名山质疑苏联出兵匈牙利，五妹董木兰对当时的支部书记提意见，他们的后果可想而知，一个也没逃过历次政治运动。
后来，兄妹相见，董乐山抱歉地对妹妹说：“我对不起你，把你叫到北京来……结果你们都成右派了。”
三
尼采哀叹说，“经历带来了太深的伤害，回忆是一道化脓的伤口。”
董乐山曾对侄子董森林说：“20世纪是黑暗、恐怖、杀人和专制的世纪。我一生的理想已付之东流。在风烛残年的暮年，除了回望用血泪和尸体堆砌的历史，还能怎样？”
年轻时无比憧憬的理想，在现实中完全变成了另一种模样。在人人自危的年代，书籍的世界里隐藏着一条救赎之路。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董乐山接触到了乔治·奥威尔的《1984》，这是一部先知的预言书。它问世后的几十年，书中梦魇般的场景在不同的国度频繁重复上演。
董乐山说：“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了，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，这是唯一的一部。因此立志要把它译出来，供国人共赏。”董乐山废寝忘食，他的才情喷涌而出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董乐山拼命的和时间赛跑，他立志要把在浩劫中失去的岁月补回来。1979年，《1984》的中文版在内部发行，1985年正式以书籍形式公开出版。
董乐山像普罗米修斯式一样的“盗火者”，他用汉语翻译的《1984》为八十年代的国人打开了一条启蒙的隧道，为蒙昧中昏睡已久的人群触摸到了救赎的恩典。
王小波曾说，“1980年，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·奥威尔的《1984》，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。……但是对我来说，它已经不是乌托邦，而是历史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。前者未曾发生，后者我们已经身历。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，后者则不断重演，万变不离其宗。”多年后，他的《我的精神家园》在《1984》的启迪之下，走向世人。
尾声
“老死空山人不见，也应强似洛阳花。” 这是清人张问陶咏梅的诗句，用来形容董乐山再合适不过了。
活着的时候，董乐山沉默寡言，极少向人诉说他的心灵痛苦。哪怕他二哥董鼎山从美国归来，面对二哥关切的眼神，他也只是讲了点皮毛后，就再也不肯多言。就像忧郁成疾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的，董乐山“沉浸在他心的苦井中。”
身患癌症即将辞世时，董乐山在《病中遥答方晓蓝兄》一文中说：“即使人可以再活一遍，你肯放弃你的工作，与我交换受一辈子屈辱，坐一辈子冷板凳吗？”也许能从他此言中一窥董乐山决意魂归海外的缘由吧。
如今他静静地躺在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，那里长年阳光普照，气候温和，生前伤痕累累的灵魂长眠于异国他乡，愿饱经苦难和人世伤害的董乐山从此安息。